论“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21世纪的新的发展时期所制定的重要治国方略。党、国家机构以及广大公职人员代表人民，成为“治国”的决策与执行主体，行政伦理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价值，应该注意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德治传统。实施“以德治国”，必须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治国”，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德治国”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

早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就指出，在抓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决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要在全国各族人民中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加强社会公德的教育。各行各业都要重视职业道德建设，逐步形成适合自身特点的职业道德规范，坚决纠正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业不正之风。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详细阐述了“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这一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其一，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的事业。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建设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保证它的正确发展方向。其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里，江泽民同志已经勾画出“以德治国”的蓝图。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再次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使用了“德治”概念。江泽民同志指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就这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理论探索和思考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并做出了“以德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以德治国”同“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道德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治国”既是一个政治学的范畴，又是一个公共行政学的范畴。或者说，“治国”既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举措，又是公共行政生活中具体公共行政行为的实施。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治国”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人民“以德治国”的主体性，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人民的“治国”能力，其中包括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参与公共行政的伦理水平。同时，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在“治国”中处于领导地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构的广大公职人员依据人民的授权，代表人民“治国”，因之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为此，必须首先坚持不懈地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职人员的“治国”能力，其中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特别是行政伦理水平。

从一般意义上说，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人们才能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才能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也才能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从本质意义上说，“以德治国”中的“德”首先是指执政党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国家机构的广大公职人员自身的道德建设，即行政伦理建设。行政伦理，也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它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全体公职人员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职人员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也包括作为群体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国家机构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行政伦理融合在治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行政体制、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协调、行政监督、行政效率、行政素质之中。行政伦理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伦理。

社会主义行政伦理体系大体上由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一是行政伦理观；二是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包括行政伦理原则、行政伦理规范、行政伦理范畴等；三是行政伦理机制体系，主要包括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与行政伦理养成机制。而作为行政伦理体系核心的则是行政伦理观。

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而在公共行政领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集中表现为行政伦理观。行政伦理观在根本价值的层面上影响或指导着每一位公职人员的行政行为。概括地说，行政伦理观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在公共行政中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是其公共行政生活的伦理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凝结与升华，并具体表现为行政伦理活动现象、行政伦理意识现象与行政伦理规范现象。

1993年9月，江泽民同志为国家行政学院题词：“永做人民公仆。”这是我们党行政伦理观的高度概括。江泽民同志不仅提出“永做人民公仆”的思想，而且他本人首先身体力行这一思想。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江泽民同志就以新一任国家主席的身份，坦诚地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一位“公仆”的价值追求：“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崇高而重大。我将忠实地遵守宪法，恪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江泽民同志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行政伦理观的深刻内涵，也为行政伦理建设和“以德治国”提出了价值目标。

江泽民同志在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题词中指出：“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为此，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治国伦理传统。

四千多年前，禹作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奠基人，即以其高尚的品德为后世治国者树立了榜样。“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史记》中写道：“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亲可仁，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伟伟穆穆，为纪为纲。”《左传》记载周代人对禹由衷赞美的话说：“美哉禹公，明德远矣！”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无论是文王率领周朝崛起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是武王率领周人灭商立国，都得到周公的有力帮助。周公十分重视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他在伯禽将代替自己赴鲁国任国君时告诫道：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在天下的地位不算低了吧？可是，我洗一次头曾三次握住头发，吃一顿饭曾三次吐出不中的食物，为的是及时接待来访者；就这样，还总是担心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摆国君的架子。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成为后世许多有为的从政者的座右铭。魏武帝曹操诗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深刻地道出了道德在治国中的重大社会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相当完备的行政伦理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当时诸子百家关于德治的争鸣。最值得重视的是，孔子曾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孔子曰：“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还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认识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德治不同于法治的特点，阐明了“为政以德”的独特作用。在中国传统德治的发展史上，唐朝史官吴兢编著的《贞观政要》可以说是一部代表作。该书以生动真实、简洁明了的文风，运用对话加轶事的形式追记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的业绩与治国经验，以及他与有关大臣们所讨论的种种治国问题，进而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为政以德”的统治谋略。唐太宗正是由于头脑比较清醒，励精图治，纳谏任贤，轻徭薄赋，改革吏治，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德治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就了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

综观我国的德治传统，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克明俊德。“克明俊德”一语出自《尚书·尧典》，意思是说，如果治国者能发扬光大高尚的道德，就可以做到帝王家族和睦，百官职守昭明，万国协调发展，天下民心和善。这一传统治国道德目标，在《礼记·礼运》中被描绘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此，孔子要求治国从政者要遵守恭、敬、惠、义等道德准则，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左传》甚至提出更鲜明的论断：“德，国之基也。”

二是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源于《尚书》所说“民惟邦本”，意思是只有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论语》记载了孔子回答子贡“问政”的一句名言：“民无信不立。”类似的古语还有很多，例如：“‘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臣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矣。”（《荀子·王制》）

三是立身惟正。鲁国的执政大臣向孔子求教从政治国之道。孔子回答得非常精彩：“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韩非则精辟地指出：“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陈宏谋编著的《从政遗规》记有：“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为政当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毁誉，皆所不恤。”“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上，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这都是关于“立身惟正”的具体说明。

四是明道善策。我国传统德治中很重视行政决策要符合道德要求。因为，“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左传·昭公七年》）《荀子·议兵》认为：“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从政遗规·薛文清公要语》将“明道善策”的内涵概括为三要素，即“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五是举贤任能。孔子主张“举贤”，他告诫鲁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孟子提出“进贤论”，在他看来，“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就可“无敌于天下”。荀子更深刻地指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结论是：“贵贤，仁也。”唐太宗李世民晚年总结德治经验，撰写了《帝范》。其中《求贤》篇写道：“夫国之匡辅，必有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六是教而后刑。孟子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荀子对“教而后刑”做过全面的阐述：“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荀子·富国》）《汉书·董仲舒传》则形象地写道：“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我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中总体上是打着封建社会的深深烙印的，其德治也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但是，只要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加以科学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合理成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德治国”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古代治国传统，特别是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

“以德治国”就必须从严治党。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因此，实施“以德治国”，必须首先“以德治党”。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党内出现了一些严重违背共产主义道德和行政伦理的问题，党员领导干部中违纪违法、腐化堕落案件时有发生，有些案情之恶劣，涉案人数之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没有过的。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解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所应采取的负责态度。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做到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自觉地坚持不懈地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道德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以德治国”就必须从严治政。实施“以德治国”，就必须坚持“以德治政”。政府一定要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并把廉政放在第一位。没有廉政，也就谈不上勤政、务实、高效。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的根本职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从政是最起码的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和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做到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不辜负人民的殷切期望。反腐倡廉也需要从严格管理抓起。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严格执行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以德治国”就必须加强行政伦理建设。行政伦理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行政伦理具有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统一的特点，当前应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从他律性特点分析，需要加强行政伦理的监督机制建设。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对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监督。”这几年查处的有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违纪违法案件，大多数是群众举报或者其他案件牵带出来而获得线索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有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的监督软弱乏力。这里面的突出问题，就是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越是高级公务人员越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在这方面，已有的制度要坚决执行并继续完善，没有建立的要尽快建立。加大监督力度，特别要加强主动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往前移，加强事前防范。努力做到公务人员的权力行使到哪里，活动延伸到哪里，相应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

从自律性特点分析，需要加强行政伦理的养成机制建设。概括地说，就是要加强行政伦理教育与修养。行政伦理学的研究表明，行政伦理的养成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以履行行政义务为核心的道德他律时期；二是以履行行政责任心为核心的道德自律时期；三是将行政理想、行政态度、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心、行政纪律、行政技能、行政荣誉、行政作风等融为一体，将行政他律与自律有机统一起来的行政人格形成与完善时期。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人格的力量很重要”，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这应该是每一位国家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目标。

“以德治国”就必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是实施“以德治国”的最广泛的社会道德基础。在实施“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广大公民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德治国”，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